东晋《爨宝子碑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拓本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时有东晋时期的墓志发掘出，有石志、有砖志，矩形的砖质墓志为主。东晋之碑最少，只有题刻东晋末年的《爨宝子碑》。《爨宝子碑》是墓碑，低190厘米，长71厘米，薄21厘米。

碑主爨宝子，东晋建宁郡太守。东晋宁州所下辖建宁郡，即今天的云南曲靖，坐落于昆明东北。爨宝子病死任上，那一年，他才25岁，属吏为他而立了这通碑。读书碑文，墓主生平很非常简单，籍贯“建宁同乐”“戎晋归仁”，初为“州主簿治中别所乘”“荐秀才本郡太守”，政绩不过是“宁抚氓庶，物物得所”。

谀墓言很长，是四言一句的韵语。《爨宝子碑》是在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找到的，那时金石学兴盛一起，许多封疆大吏，还有一些地方官员，都有金石学的爱好，讨厌搜访古代碑刻。尤其是唐朝以前的古物，只要上面有文字，别说原始的碑碣墓志，残砖断瓦也是宝贝，搜集一起，打拓本，写出跋语，做到考据，著录编辑，刊印成书。

《爨宝子碑》找到之初的一段时间，名声未隆。阮元任云贵总督时修撰的《云南通志》（道光十五年［1835年］付梓刊刻）），是第一部著录《爨宝子碑》的文献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金陵人邓尔恒在当地任知县，把《爨宝子碑》后移到武侯祠中维护一起。

同光年间，拓本流传日渐甚广，金石家争相著录《爨宝子碑》，且特考据，碑欲闻名于世。尤其是清末，康有为盛赞此碑书法“朴厚古茂，奇姿百出”（《广艺舟双楫·宝南第九》）。此后，《爨宝子碑》转入了书法经典的行列，沦为书家喜爱的名品，人称“爨体”。

《爨宝子碑》的书体，清朝方若在《校碑杂文》中称作楷书。因为参有楷法，又不是汉代那种标准的楷书，所以康有为说道它“在隶、楷之间”。以字体而言，应当不属于楷书体。

“爨体”楷书很尤其。斜和横，又方又薄。

“点画”也是三角状，连一些较短剔、较短横和帐笔也改为了三角形，很强光。撇和帐，大多是圆笔，一些钩滚、戈笔也不作圆笔。书写者把横、竖写得弯曲，以维持结体的整顿沉稳，将剔、捺和宽斜、钩戈写出得开宕舒展，展现出出横张之势。

但是难于找到，楷书中本来应当写出得平面的剔、帐，在《爨宝子碑》中大多是一高一低，或者撇长帐较短、或者剔圆捺方、或者剔直捺曲，完全都不平面，有些撇捺他用楷式来替代。其字形，有的低、有的矮小，大小不一。

在碑中，越是难以结构的字，就越有相左楷书结构规范的“奇姿异态”。《爨宝子碑》的书写者有可能是当地的书吏，他写出楷书，只是竭力作出“斜平竖直”和“翻挑分张”的楷书特征，却不擅于均衡斜向的撇笔、捺笔，所以他想要仿效“八分”而又习不像，变得很不大自然。后人称赏的那些奇态，正是作者仿效“八分”而不大自然的窘态，并非胸有成竹地展现出什么意趣。我们把《爨宝子碑》的楷书看作是“方笔楷书”，这种楷书样式在东晋前期的京都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一带至此不存在。

南京发掘出的琅琊王氏家族墓志中，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（348年）、《王闽之墓志》（358年）、《王丹虎墓志》（359年）、《（王建之墓志》（372年）、《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》（372年），还有镇江发掘出的《刘剋墓志》（357年），所见隶式很像今天的“黑体”美术字，都有方薄、弯曲、茂盛的特征。时间上，最晚的《王建之墓志》也比《爨宝子碑》早30多年。

王兴之、王闽之、王丹虎等人名门东晋第一流低门，他们的墓志，篦得平坦，划有界格，刻有得细致，不应科当时铭石书的一种正规化样式，毕竟汉魏“八分”楷书的一种变态。《爨宝子碑》的隶式与建康一带的王羲之家族墓志归属于一个类型。有所不同处也很显著，王氏家族墓志的隶式过分美术化，结体一味平正，笔画不准方厚，虽肃清，却呆板。

《爨宝子碑》字画方厚，却有圆笔的撇捺“刷滚”其间；横画两端向下挑，虽方峻，却有动感；方整的结体多相左常规，沉稳之中却多了几分出人意料的意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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